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著作，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也为中国建设、改革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新时代学界围绕“两论”的思想内容、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等诸多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本文旨在分析和阐释新时代“两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论题、理论创新和不足等，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两论”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两论”研究的主要论题
1.“两论”的创作背景
“两论”是毛泽东针对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和客观形势而创作的，具有多方面的历史背景。学界主要从国际背景、国内形势、党内情况、理论背景和个人特质五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两论”创作的国际背景。1937年，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是国外势力在中国角逐最激烈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严重影响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相互斗争，调整对华政策，这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有了新的认识。”团共产国际提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解决本国问题。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国际方面，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波德林教条主义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理论的国外来源，为毛泽东重新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两论”创作的国内形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迫切需要从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应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是“两论”诞生的实践背景。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审时度势，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将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抵御日本侵略，争取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两论”是毛泽东在深刻思考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创作的。
第三，“两论”创作的党内情况。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在党内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时期成为党制定指导方针的重要依据。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毛泽东创作“两论”在实践上是为了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左’倾错误和指导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做理论准备，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
第四，“两论”创作的理论背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是“两论”诞生的理论背景。毛泽东写作“两论”，在理论上是为了完成列宁提出的对认识辩证途径和唯物辩证法核心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并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和矛盾学说现代化。也有学者认为当时陕甘宁边区掀起一股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为“两论”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环境。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对“两论”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两论”创作的个人特质。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出“两论”，是因为他具有集革命家、哲学家和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家于一身的优点”。毛泽东是在具备丰富的实践阅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的前提下创作“两论”的。毛泽东在当时撰写出“两论”的原因还包括毛泽东兼容并蓄的思维特点与行为风格。
2.“两论”的理论渊源
“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扛鼎之作，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吸收和借鉴。毛泽先后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此外，毛泽东还阅读了苏联新哲学代表性文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做了大量批注。这些著作都是“两论”的重要理论来源。第二，“两论”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以“两论”为理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弘扬、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表现，主要包括: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关系问题作了科学总结;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务实传统和“经世实学”精神创造性地提升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指导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主体自身修养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对中国文化宝库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语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和改造，用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第三，“两论”从哲学上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第四，“两论”批判性地汲取西方哲学的有益营养。有学者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梳理和研究了毛泽东与黑格尔有着长达几十年的、超越时空的思想交往史，认为黑格尔哲学或辩证法对毛泽东创作《矛盾论》产生一定影响。
3.“两论”的思想内容
“两论”的思想内容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新时代学界从“两论”的思想内涵、基本内容、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等方面入手，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综合而言，新时代关于“两论”的思想内容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思想内容上相互区别。《实践论》主要阐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实践论》的论述主线。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问题(包括实践概念、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等)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系统、最深入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总结概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有学者提出《实践论》要义及其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实事求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新体系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说明;认识辩证途径的明晰阐述;人类认识根本规律的概括。
《矛盾论》主要阐释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矛盾论》所研究的核心主题。有学者提出《矛盾论》要义及其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阐述;矛盾特殊性的详尽说明和发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界定和论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理论的展开和发挥;矛盾问题精髓的提出。同时还有学者认为《矛盾论》论述的矛盾分析法蕴含着对矛盾进行定点分析以把握矛盾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进行定位分析以把握矛盾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定性分析以把握矛盾的质的规定，进行定量分析以把握矛盾的量的规定，进行定势分析以把握矛盾的运动规律这“五定”要诀。
另一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思想内容上密切联系，内在统一。“两论”的思想实质与主题，是对中国革命中‘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批判，从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论证。“两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文化为师承，以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为核心，围绕实践和认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既有立足经验基础之上的认识深化和系统化，也有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运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两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同时，“两论”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思想内容。从不同角解读“两论”的思想内容一直是学界拓展和深化“两论”研究的重要方向，新时代“两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有学者考察了解读“两论”的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三种视域;同时，也反思了这三种视域中存在的不足。也有学者从军事理论研究的角度认为“两论”“是毛泽东将“如何研究战争”从哲学角度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矛盾论》，认为其达到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有着符合传播学理论与规律的内在合理性;善于使用传播技巧达到传播目的。也有学者将《实践论》与张岱年“致知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将《矛盾论》与张岱年“兼和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还有学者提出从三个新视角诊释《矛盾论》的思想内容，即从互系共存视角新解《矛盾论》的宇宙观思想;从主客相通视角追问《矛盾论》的认识论思想;从关联性思维视角重视《矛盾论》的方法论原则。同时，还有学者主张建构《矛盾论》的21世纪阅读方式，需要深化拓展学术化阅读方式;厘清《矛盾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阅读方式;在全球历史语境中重新定位《矛盾论》的理论意蕴与时代价值。此外，学界还从抗战胜利的广阔视野、民族视野和逻辑学等视角解读“两论”，更加全方位深入阐释“两论”的思想内容。
4.“两论”的语言风格
“两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旨在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统一全党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两论”的语言要立足现实、贴近群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两论”在文风上，“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这二篇文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特点。有学者认为“两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表达方式具有通俗易懂性、针对性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灵活性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实践论》具有“接地气”“表真情”“产共鸣”的话语风格。还有学者阐析了《矛盾论》文本的三种语体样式，即原初语体、实践语体、习得语体，认为这三种语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体的基本形态。
5.“两论”的历史地位
“两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学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考察“两论”的历史地位，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两论”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发展，进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有学者认为“两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的原因在于:“两论”科学对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两论”作为实践形态的哲学，创制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塑造了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中国道路。同时，也有学者提出《矛盾论》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之一，它使普通群众都能够抓住辩证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大众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两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度融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从话语权的视角而言，“两论”的精神实质，就是为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支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令人信服的哲学论证，对教条主义作体无完肤的哲学批判。“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原理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提振自信从而为维护自身话语权和独立自主权提供了理论武器。了也有学者提出“两论”从革命实践到理论总结的创新模式，开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空间，同时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辟了话语权空间。
第二，“两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两论”通过对实践与认识关系和矛盾问题精髓的理论阐释，从强调实践性的角度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理论批判，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两论”。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两论”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系统地提出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其思想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教材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指南。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和思想保证。
第三，“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和高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里程碑之作。“两论”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基础，“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有学者认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上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阶段。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1937年“两论”问世后，特别是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哲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取得了在全党的主导地位”。此外，“两论”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对“两论”之后的毛泽东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提出《矛盾论》是关于认识事物发展运动的方法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这种方法的经典运用。
第四，“两论”从哲学上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思想指导。在实践意义上，《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两论”从哲学上论证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为克服教条式主观主义的错误，普遍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顺利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准确制定和执行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两论”不仅即时地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矛盾论》中关于分析形势、抓住主要矛盾，辩证地寻求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对我国各个时期的发展都起到了指导作用。“两论”是中国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为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撑;
6.“两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强调:“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名篇目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从“两论”的思想内容中深入挖掘其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一直是学界长期思考的内容和关注的焦点，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第一，“两论”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经验借鉴。“两论”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学习和吸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从具体哲学问题入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把哲学变成民族的事业。《实践论》昭示我们:要立足基本国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结合民族文化，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适应时代发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保障;依靠人民群众，打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基础。也有学者认为《矛盾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为把握社会发展阶段提供理论依据;为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各种矛盾提供新的分析方法。此外，还有学者深度总结百余年来，特别是《实践论》问世8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转化为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必须要经过思想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型塑。
“两论”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而且为当前建构和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重要参考。有学者提出“两论”启示我们当下扩展和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要理论上的协同创新，即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进行相互协作，实现集体效应;需要我们具有世界视野，即参与到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去。有学者提出“两论”采取的是用理论来解释实践的模式，启示我们现在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实现理论创新的模式转换，即从实践先行于理论到实践与理论并行，要进一步加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进而实现对理论制高点的把握。也有学者提出“两论”启示我们立足新实践构建新时代话语权;直面新矛盾再造新时代话语权;学习新思想掌握新时代话语权还有学者提出《实践论》启示我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创新发展应注重话语的连续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注重能力之知的话语转化与探索，注重文本背后方式方法的提炼与跃升。
第二，“两论”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有学者提出学懂用好“两论”对新形势下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现实意义: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注重总结经验，善于发现和掌握规律，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并运用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科学准确地判定我们党和国家所处的不同历史方位;要一以贯之地注重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准确认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科学把握新时期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善于解剖麻雀，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有学者认为“两论”的哲学思想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之中的重要现实意义:立足中国现实、践行实事求是、从严治党在路上;重视内因发展，加强自身修炼，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定理想信念，指导执政建设，补足党员精神上的“钙”;加强外部管理，规范制度建设，坚持群众路线。有学者认为《矛盾论》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和语言风格为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了光辉典范并启示着我们，只有坚持三观教育与心理疏导相统一、服务大局与服务个人相统一、正面引导与错误批判相统一，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才能增强教育对象的获得感。
第三，“两论”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学者提出“两论”对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意义:“两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克服当代中国“洋教条主义，增强“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学者提出新时代深入发掘《实践论》的理论价值，有助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有助于深刻领会坚持四个伟大实践的新要求，有助于贯彻落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方略，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两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价值指引;为当前工作提供重要方法论。此外，学界还深入阐发了“两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中国建设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开始聚焦于“两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研究上，这为深化“两论”研究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两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实的哲学根基或基石。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两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集中论述了矛盾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运用矛盾分析法看待与处理新的实践中的各方面重大矛盾问题，成为自觉继承、运用毛泽东矛盾学说的典范。也有学者从“两论”的文本视角研究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创新集中体现在: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创新性地从整体性、复杂性和时代性层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整体论;结合新时代的特征与要求，提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认识论新范畴，将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有机融入科学思维方法的建构中。
第四，“两论”为人民群众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提供有益启示。首先，“两论”阐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智慧之学，聪明之学，对个人成长成才，成就一番大业至关重要。有学者阐发了新时代运用“两论”智慧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指导大学生成长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其次，“两论”“对指导企业创业、经营管理有重大意义。也有学者提出运用“两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矿业发展、指导产业转型发展和企业管理与生产、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最后，还有学者分析了“两论”在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和民族工作、指导司法工作和文艺创作以及中院管理工作、完善国家审计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的思想指导作用。
7.“两论”的文本考订
经典文本是伟人历史活动的记录，也是伟人思想的基本载体。对“两论”文本考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也是新时代“两论”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在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进行的修改，既有行文上的技术处理、字句的增删，更有结构上的调整和观点的完善。《实践论》修改后其结构更严谨，理论观点更完善，行文更流畅。它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在1937年所达到的理论水平，也显示了毛泽东在1950年代初哲学思想成熟的程度。还有学者考察了1952年《矛盾论》公开发表时进行的修改，不仅有部分文字的增减、改写，更有大段的删除，其是毛泽东在1937年本人对于矛盾问题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升华，是反映了毛泽东经过15年革命和建设实践后的最新理论水平。还有学者通过考察认为《毛泽东选集》只收录“两论”的原因在于事实证明，“两论”是讲授提纲中完全中国化的、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教材。
针对国内外少数学者将“两论”贬低为苏联教科书或其他哲学著作的抄袭和生搬硬套，有学者以矛盾特殊性表现论述为例，将《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苏联教科书进行文本对比以及研读分析《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矛盾论》文本，认为《矛盾论》根本不是《社会学大纲》或苏联教科书中可以抄袭或照搬的。也有学者通过将《矛盾论》与苏联教科书或其他哲学著作进行简单地逐字逐句的形式对照研究，认为字面上雷同的对比结果是可以直接占有的证据，从而将《矛盾论》判定为抄袭的做法，一方面犯了“过度还原”与“化约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也陷进了所谓“证据的陷阱”，甚至是“无证据的主观臆想”之中。还有学者提出结合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历史语境可知，《实践论》文本话语是对苏联话语的延续与超越。这些学术成果都有力地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者对《矛盾论》的污蔑。
8.海外“两论”研究的译介与评析
海外“两论”研究是“两论”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新时代海外“两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研究成果的翻译介绍和评析。首先，大陆学界对海外著名学者关于“两论”最新研究成果的译介。有学者翻译了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毛泽东哲学与苏联新哲学的关系，认为苏联新哲学是“两论”的来源和基础，“两论”是对苏联新哲学的发展和继承。有学者也翻译了尼克·奈特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分析了李达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前李达与毛泽东思想存在哲学上的双向互动关系;而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变为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与不断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宣传，其中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解说是重要的理论代表。有学者以研究评析的方式系统梳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下的《矛盾论》解读的研究成果。这样有利于我们吸收和借鉴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创新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有学者介绍分析了西方左翼思想家对“两论”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误读而形成的“毛泽东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将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科学地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
学界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对海外学者关于“两论”研究的思想观点进行阐释和反思。有学者从伽达默尔诊释学视角分析《实践论》中毛泽东的理解观，主要引入伽达默尔提出的“前见”“完全性的前把握”“视界融合”等重要概念重新观照《实践论》。也有学者考察了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实践论》的关注和研究，认为《实践论》帮助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进行新的理论生产。同时有学者深入阐释并反思了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结构主义式解读和另类现代性的解读。还有学者系统分析了巴迪欧对《矛盾论》的关注和研究，认为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与巴迪欧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密切相关。
二、新时代“两论”研究成果中的不足及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力点
新时代“两论”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丰硕、研究论题广泛，呈现出良好的学术发展态势，但是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重复性研究多，拓展性研究少。新时代“两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大多集中于创作背景、理论内容、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等方面，“炒冷饭”研究多，关于“两论”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囿于以往学术研究的条条框框，拓展性研究少。第二，阐释性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两论”的文本内容进行解说式或注释式研究，但是由于这些学者在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局限性，其理论阐释与“两论”文本内容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也有少数学者对“两论”进行主观性的解读，缺少史料做支撑，不能做到“史论结合”“以史出论”。新时代“两论”的研究缺少新史料和新方法，实证性研究少。第三，回溯性研究多，深耕性研究少。很多学者受“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发现问题与矛盾，从“两论”中寻求理论依据。这样有选择性地引用“两论”中的个别语段，容易形成望文生义的解读，不利于完整、准确地解读“两论”文本内容。通过全面细致地阅读“两论”文本和相关文献资料，深入挖掘“两论”的思想内容和逻辑架构的深耕性研究少。
“两论”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理论丰碑。在借鉴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耕性研究，学深悟透“两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两论”研究要从把握深耕和创新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发掘史料、考证史实以及将学术成果融入教学四个着力点入手，不断构筑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动“两论”研究进入新阶段。
第一，深耕和创新“两论”研究内容。“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也对党的理论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全面阐析“两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成为新时代“两论”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同时要在深耕“两论”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如何发挥“两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指导作用成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二，拓展研究视野，引入和运用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首先，要运用概念史、学术史、思想史等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入挖掘并系统把握“两论”中的核心概念、形成发展脉络和历史地位等。其次，要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实现多学科交叉研究，构建较为完整的“两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最后，要及时跟进海外“两论”研究，准确译介其最新成果，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海外“两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和研究方法。
第三，发掘史料，考证史实。发掘“两论”的相关史料既要发掘已有史料的新价值，又要发现新史料，尽可能呈现“两论”的完整历史图景。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时要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进一步真实、完整地还原“两论”的写作过程，更加彻底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同时要对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参加的学员有哪些以及这些学员对“两论”的评价等进行琐细考订和辨析。此外，还要考察中共历史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两论”的评价等。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将“两论”的学术成果融入教学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真研习学界关于“两论”研究的优秀成果，一方面要将其融入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教学内容中;另一方面还要将其融入专业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献研修”等的教学内容中，创新拓展教学内容，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